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
没有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历史很可能在德国重演。即便大规模屠杀无辜也理直气壮,或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是为了某种乌托邦理想。
自尊心越强的人,越容易被批评冒犯。正是德国精英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让希特勒成了气候。他认为,具有如下特征的组织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 (1)高度追求和谐团结和团队精神。对芸芸众生而言,自恋和偏执损害的只是自己的财富、事业、生活,最多是个体的身家性命,因为他们可用的资源有限。经验告诉希特勒,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根本没有胆量向德国宣战。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对群思陷阱做了系统研究(Irving Janis,1972)。(6)决策缺少程序规范。这对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家行政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加强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应当成为当前阶段优化完善国家行政体系的重点任务。
国家行政体系具有动态调整性,是对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回应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与国际循环并存的另一个循环是两头在内的国内循环:在国内市场购买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内生产加工销售,在国内市场出售。此外,也必须解决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不透明,没有真正做到最大限度集思广义等问题。
一个国家随着人口老化,不可能维持很高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会转成贸易逆差。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又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大力推行加工贸易和大力吸引FDI。
1987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受到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支持,最后中央出了文件,成为了中国的正式战略。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的发展战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施产业政策有两个重要政策工具,一个是以市场准入投资项目和生产资质等为对象的限制性审批。而认定新兴产业则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世界通行做法。
而后发国家则利用关税等办法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使之不至夭折。虽然两种循环确实有不同特点/不同目的,但是它们相互影响,互相渗透,是不可分割的。日本(硅锭、裸晶圆)→美国(IC晶圆制造)切割成芯片→澳大利亚(封装、测试)→新加坡(半导体最终商品)→中国(完成集成电路消费品)→美国(消费者购买集成电路消费品)。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战后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
总之,合资企业应该是创汇型的而不是用汇型的。比例越高意味着该产业的脆弱性可能越大。
新兴国家企业虽然可以选择进入或不进入、在什么环节上进入,但能否根据自己意愿加入全球价值链,一旦进入、能否保住已有地位,甚至向上、下游延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意愿。显然,大进大出范式的调整早已开始,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强调了范式调整的紧迫性。
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很难被简单归类为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直到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占比仍分别高达77.3%和80.7%。而发达国家则会竭力保持其领先地位。既然认定了哪些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制定支持这些产业的政策,而产业政策也就不可能仅仅是功能性的了。另一方面中国的负债主要是FDI,负债的成本比资产的收益率要高得多。但它们往往规模庞大并且散布于不同国家。
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但存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勇于创新的企业只能靠借短贷支持长期研发,债台高筑。
中国在自主创新领域的进展不尽如人意,比较重要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和激励机制缘故,普遍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新兴产业必然是高风险产业,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尽早建立完善的止损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私人资本参与风险投资。
拜登还打算要求国会同意建立每四年就对关键供应链进行一次评估的永久性安排。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两年后的今天,对于应不应该有产业政策大概已无争议。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在行业中处于寡占地位,可以决定本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规格和市场销售。而领先国家则进入资本、技术密度更高的产业,生产和出口更为高端的产品。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像沙特,有石油可以出口。提供原材料、中国产品的外商也不一定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买方。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或自主可控性主要取决于其对外依存度(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的高低,而对外依存度的高低又是由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应变能力决定的。第三,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3. 内-外a型,一头在内,一头在外。
随着该产业的成熟和竞争力下降,该产业被转移出去,被后发国家承接。跨境、跨时错配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以电子行业中的企业进、出口对总产值的比例为例,说明电子行业企业在双循环中的地位。同时合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价格较贵,在国内市场不大,只能外销。限制性审批的初衷是防止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外-内a和外-内b型都是用汇型的循环形式。
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化资本的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要看到,被嵌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即便考虑到这点也不会影响加工贸易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结论,因为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大多是合资企业,购买设备的外汇是FDI提供的。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投资(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的资本输出。
由此可以推断,外-外型产品是中国的最主要创汇产品类型。比如借债,债我还清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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